进入11月以来,各国新冠疫苗研发捷报频传,其中德国公司BioNTech与辉瑞联合开发的mRNA疫苗有效率高达95%,预计将在下个月获得美国和欧盟的批准。
创办于2008年的BioNTech目前已是欧洲最大的生物技术领域独角兽,其创始人夫妇的背景也受到额外关注——他们都是德国土耳其裔移民的后代。
对于在欧美国家创业的移民,尤其是中东地区移民,外界的刻板印象通常是他们只会开烤肉摊或者杂货店,而非高新技术企业。
但德国国有开发银行KfW本月公布的研究显示,纳入调查的60.5万家企业中有四分之一创始人有国外背景。除了食品杂货以外,来自科索沃的难民尼克·米夫塔里创建了约会网站Spotted,来自伊朗的Nader Etmenan在1988年创建的Novum已是德国最大的连锁酒店之一。
不仅如此,一些移民还建立了德国最具创新性的企业。例如叙利亚移民里巴尔·迪布创办的中东食品电商Mozzaik、马耳他移民Max Thake参与创立的去中心化物联网平台Peaq等。
创立BioNTech的乌古尔·沙欣是孩提时代移居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父亲是一名汽车工人;和他一起创业的妻子奥兹莱姆·图雷奇,其父是来自土耳其的医生。
贝塔斯曼基金会研究发现,这些有外国血统的移民或移民二代拥有77.3万家企业,数量仍在持续增加,主要包括个体经营者,以及建筑业、零售业和服务业公司。相比之下,同期拥有企业的其他德国人减少27.5万,至320万人。
贝塔斯曼基金会的阿曼多·加西亚-施密特对《经济学人》表示,许多德国毕业生更向往安稳的公务员生涯,不乐于接受创业的风浪。近十年蓬勃发展的劳动力市场也能帮助年轻人比较容易地找到体面的工作。
但对于移民来说,选择往往更为有限,显性或隐性的歧视让移民在德国就业市场上屡屡碰壁。此外,移民在原籍国的专业资质往往不受德国认可,创业几乎是唯一的致富选择。
加西亚-施密特预计,等到新冠疫情有所缓解,德国的无薪假计划结束,就业市场将变得更加拥挤,更多德国本土公民或选择自主创业。
德国初创企业协会的保罗·沃尔特(Paul Wolter)则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移民在德国初创企业中的比例仍然太低,障碍包括严厉的税收规定和建立公司的繁文缛节。他还指出,德国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社会流动性最差的国家之一,这对移民的打击尤其严重:“当你的社会流动性降低时,你的创新就会减少。”
但沃尔特强调,移民也比土生土长的公民更能容忍风险,离开家园通常意味着已经做出牺牲。
16岁时离开格鲁吉亚抵达德国的塔玛兹·格奥尔加泽(Tamaz Georgadze)原本希望进入法律行业,但年轻时还不是德国公民的他无法成为一名法官。在创办金融科技公司Raisin之前,格奥尔加泽在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了十年。但他发现自己复杂的姓氏在传统企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把自己变成一个“局外人”。
另一方面,格奥尔加泽对《金融时报》表示,相对于英国和美国,德国更有机会从其移民人口中获得成功。他和他人联合创办的公司已经收获2亿欧元融资。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家研发出mRNA新冠疫苗的美国企业Moderna由加拿大生物学家德里克·罗西和黎巴嫩出生的科学家努巴尔·阿费扬联合创办;疫情期间为封锁地区民众提供极大便利的视频会议平台Zoom由移居美国的华人袁征创办,美国外卖应用DoorDash和英国外卖应用Deliveroo创始人也都有华裔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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